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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32年的青海西宁街头，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土墙灰瓦的街巷，其中有个名叫马继援的男孩显得格外特殊。他的书包里除了课本，还藏着一份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委任状——上校军衔。

　　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，正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独子。当同龄人还在背诵《三字经》时，马继援的军装上已经别着象征团级指挥官的三颗银星。

　　在河西走廊的漫天黄沙中，马家军的铁骑已经纵横了半个世纪。这个发迹于同治年间河州回变的军事集团，靠着“甘河回马”四字真言（甘肃人、河州人、回族、马姓）编织出一张严密的权力网。

　　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曾是董福祥甘军中的悍将，靠着义和团获赏黄马褂；父亲马麒1912年当上西宁镇总兵时，把衙门改造成了家族议事厅，连门口的石狮子都刻着马氏图腾。

　　这种家族化统治到了马步芳时代已臻化境。青海省政府的科局长多是马家子侄，军队里十四岁的营长、十六岁的团长比比皆是。

　　30年代的马家军司令部，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参谋们捧着公文请示军务，马步芳却抱着穿开裆裤的幼子坐在太师椅上，随手抓过孩子的小手在文件上按红指印。这种荒诞的权力游戏，最终在1932年演出了最夸张的一幕——十二岁的马继援被任命为青海南部边区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。

　　当这份荒唐的任命书呈报南京军政部时，何应钦的办公室里传出了摔茶杯的声音。这位留学日本的陆军部长看着文件上稚气未脱的照片，气得直拍桌子：“娘希匹！这是把当儿戏！”！

　　可骂归骂，军政部的大印还是重重盖了下去。这不是因为南京政府昏聩，而是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噼啪响——西北三马（马步芳、马鸿逵、马鸿宾）控制着陕甘宁青四省，其骑兵部队堪称抵挡红军的天然屏障。

　　在派系林立的民国官场，军衔早已沦为政治筹码。上海滩的杜月笙能挂着少将衔招摇过市，四川军阀随便封个团长都是“陆军中将”，相比之下马家军的“童星上校”反倒成了规矩人——至少人家真有个司令部，虽然参谋长的办公桌旁还摆着积木玩具。

　　这种荒诞剧的根源，在于1935年前的军衔制度形同虚设：地方督军可以自封上将，军事委员会能给帮会头目授衔，连财政部都能批发“税务少将”。

　　马继援的童年注定与枪炮为伍。他五岁骑马，七岁打枪，十岁跟着父亲视察阵地，十二岁那年的“上校任命”不过是场成人礼。这个在昆仑中学读书的少年，课间操练的是骑兵冲锋，寒暑假作业是带兵剿匪。

　　1936年河西走廊的血战中，十五岁的“马参谋长”亲历了围剿西路军的战役，看着红军战俘被马家军用马刀处决。这种血腥的实战教育，让他十八岁就当上了82军少将副军长。

　　马家军的晋升体系就像部精密运转的世袭机器：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执掌骑兵第五军，堂弟马元海统率保安团，连七十岁的叔父马麟都要挂着省主席虚衔当牌位。

　　这种“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的模式，在1949年兰州战役前达到巅峰——马继援以28岁之龄指挥着青海兵团六万余人，其作战命令直接写在印有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”抬头的信笺上。

　　当的炮火撕碎黄河铁桥时，马家父子正在机场为谁先登机而互相推搡。那张泛黄的上校委任状，连同成箱的金条一起被扔进了湟水河。这个荒唐的军衔故事，最终成为民国军制溃烂的缩影。

　　据统计，1949年军中有1286个中将、6400多个少将，当马家军的世袭将星坠入沙海时，距离彭德怀在兰州缴获马步芳的纯金烟具，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。

　　川军团长在南京政府时期是不可能到中将的，孙文时期则是上将都有可能。军阀的事情不能讲理，马继援作为马步芳的独子和继承人，他的官位如何就是一个形式。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长子和奉军继承人，从东北讲武堂一毕业就是团长，而普通人军校毕业应该是排长起步。其实这样也合理，张学良是奉军的少东家，他要是只是个排长的话，他所在部队的上面那些从师长到连长咋办呢？到底谁向谁请示汇报呢？